中美贸易战的不断升级，让两国企业开始重新思考两大经济体间的供应链关系。
2018年3月，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新的关税法令，限制中国对美投资和并购的同时，对中国一些出口产品加征关税。由此，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，且战火持续升级。
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中美贸易战的爆发早有先兆，大致可以分为3个方面。
第一个方面，改革开放后，中国积极与世界各大领域经济体进行合作和互助，综合国力不断提高，在国际市场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数年来，中美两国的贸易差额在逐渐拉大，并且这个差距仍呈现扩大的趋势（见表1），这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世界“霸主”——美国的经济发展构成了直接威胁。
第二个方面，从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，美国的经济都不是特别景气，社会财富分配和社会结构稳定面临挑战。再加上美国中期选举在即，特普朗想要连任就不得不采取压制中国的相应措施以彰显其政绩。此外，根据2017年12月3日通过的法案，美国企业所得税从目前的35%减为15%，个税起征点从1.27万美元(夫妻合并申报的所得税)升至2.4万美元，由此减税导致财政亏空，增加关税不失为一种有效选择。
第三个方面，自20世纪80年代起，美国政府内部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：出口技术必须保证美国在技术上要领先一到两代，以维护其本国的科技“霸主”地位。2018年4月3日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对华“301调查”500亿中国输美商品建议征税清单中，覆盖了中国“中国制造2025”的十大重点领域，主要涉及航空航天、信息、通信技术、工业机器人、机械、生物医药、高铁设备、新材料、新能源汽车等多个行业。可以看出，美国发动此次贸易战，征税领域直指“中国制造2025”的产业涉及范围，企图限制中国高端制造业在全球的快速扩张。
商业运营中的供应链就像人体血管一样分布在生产流通过程，如果供应链阻塞，则会影响整体机能。
供应链产生的“危”与“机”
从货物贸易看，中国是美国除北美地区外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。美国出口的56%的大豆、26%的飞机、16%的汽车、15%的农产品和15%的集成电路都销往中国。
中美贸易战中提高关税的制裁手段对于中国的顺差行业来说是威胁。在短期内会对中国经济市场造成冲击，使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出口企业出现成本增加、订单下降等问题，企业也面临减产歇业、调整重组、大量人员失业的挑战，甚至可能会导致中小型企业的破产等。同时，导致以大豆为中间品的农产品等经过价值链传导，造成价格上升，引起通货膨胀。
不过，中美贸易战对于中国的逆差行业来说却是机会。由于逆差行业对贸易争端的影响相对较小，甚至可以成为牵制对手的行业。例如，中国可在化工业进行贸易“报复”，一旦美国下游产品的输出路径被堵，对其自身将产生较严重的影响。若从美进口产品因加征关税而价格上涨，国内的一些同类产品则更有市场竞争力，特别是存在较大进口替代空间的产品，关键是企业要练好“内功”。再如，若对美国的大豆等农产品加征关税，或将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，从而利好农化板块，相关企业应抓住机会扩产能、提质量。
事实上，从产业链的布局看，中国包括电子产品、轻工业等在内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仍占对美贸易顺差的80%以上，与美国相比，中国许多产业仍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（见表2）。
供应链的升级对策
中国的传统产业在衰落，新兴产业正在发展，但我们的新兴产业恰恰是发达国家的优势产业，它们必然在国际市场上阻击我们新兴产业的发展。因此，根据前面的分析，我们应针对不同供应链，分别采取“创、转、守”的综合施策，旨在保障供应链安全、适应新时期下国家市场的风云变化和高强度竞争。
首先，“创”为上策。
第一，坚持创新发展战略，加速推进高新技术自主研发。人类即将跨入一个新的社会门槛，这时的中国和美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——都站在互联网、大数据和云计算的起跑线上，企业应该将产品或服务直接升级到2.0版本，实现产品或服务的创新与升级，开发新产品，传导到美国终端市场的就是新产品、新价格，性价比没有变化，消费者得到更好的产品或服务。
第二，制造业提质增效，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转变，实现制造强国夙愿。中国人力成本快速上升，人口老龄化，传统人口红利消失，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足以支撑中国实现现代化，产业升级势在必行。“中国制造2025”实施3年多来，已经成立了4个国家级创新中心，加快了中国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。未来，我们应推动中国制造产业升级，基础研究主要由政府投入，科研机构和高校为主执行；应用研究由企业和科研机构一起完成；产业创新则主要是企业之间的合作，以及获得一些研究机构的支持。
第三，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，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，尤其是在外商投资领域，以电子产品、机械制造和交通运输等产业为重点，将技术授权、转让和使用的规则和机制公开、透明，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潜能。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专利申请国，对于发明创造需要知识产权保护，保护科研人员的利益，才能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潜能，攻克核心技术，从而推动社会不断进步。近年来，每年毕业的大学生超过800万，有巨大的“人才红利”，这将会使中国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上取得快速进步，加大技术投入和创新力度，高技术、高附加值产品一定会越来越多，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也会越来越强。
其次，“转”为中策。
第一，企业要改变单纯以出口为主的发展模式，通过赴境外设立海外营销机构、境外企业等措施，借助当地资源、劳动力及区域优势谋求新发展，积极开拓新兴市场。“一带一路”沿线有几十个国家，人口占世界的一多半，其中包含了巨大的商机，挖掘培养新型经济体，不仅有助于国内过剩产能的消耗，也能缩小贸易战带来的影响。
第二，在经济进入新常态，增长由高速进入低速的情况下，由依赖投资、进出口，转到主要依靠内需拉动经济。作为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巨大市场，消费已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马车。随着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，消费欲望不断增强，消费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，随着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模式创新，消费潜力会进一步释放。
第三，变出口为直接投资，绕过贸易壁垒。在美国政府大力鼓励资本回流、产业回流的大背景下，美国联邦政府、各级州政府对外来实业投资持支持态度。如果企业实力足够，美国市场又是企业份额最重的市场，就可以考虑在美国投资建厂，继续开发美国市场，如福耀玻璃、富士康等。不过，美国直接投资之前，一定要有良好的心理、资源（含人力）准备，毕竟美国浩瀚复杂的法律法制文书、人权至上的员工群体、强悍成熟的工会组织等都不是一时能理解的。美国作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，具有市场优势，一旦成为“税收洼地”，势必会影响全球资源配置格局，产生“虹吸效应”。中国为了有效应对美国减税产生的“虹吸效应”，必须采取一系列对企业减税降费的措施，完善“营改增”的相关政策，推进结构性减税政策；进一步落实高科技企业和初创企业、中小企业的财税优惠政策，有效降低企业负担，促进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。
最后，“守”为下策。
第一，在中美贸易战阴影背景下，中国输美企业要理解美国代理商或经销商的困境，通力合作、共克时艰。输美企业可以通过提高科学管理水平，内部压缩生产经营成本，或者考虑牺牲一部分短期利润，把美国政府加征惩罚性关税造成的影响尽量消化，最大限度地保持不提高消费者消费成本的同时，还保持市场竞争力。不过，该策略必须依靠价值链所有客户，包括美国代理商的通力合作，谈判难度极高。即便我们已做了牺牲与让步，但美国代理商还有其他国家和区域的出口商可选择。在此关键时刻，出口商与进口商能否通力合作，除利益外，还有合作历史、合作形式、服务质量等其他因素的影响。总之，美国市场因其重要性、标杆性不能轻言放弃，“剩”者为王。
第二，加强与美国在WTO框架下的沟通。WTO成员众多，覆盖了绝大多数国际贸易，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，中国应在WTO框架下，加强与美国的沟通，避免美国退出WTO。中国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，已经是包括美国在内的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，我们绝不能因为中美贸易战而放慢开放的步伐，而应进一步开放，巩固并发展与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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